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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鱼类三十余年,挽救多个濒危鱼种

杨君兴 一辈子“念念有鱼”

2017-11-17 人民日报 杨文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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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开口就是鱼,聊几句就回到自己的老本行。三十四年如一日,杨君兴(上图)总念着云南的鱼。

  “光看这些标本,你就会觉得鱼是一种非常美的动物,更别说研究鱼类了。”身处拥有30万份鱼类标本的澳门赌场昆明动物研究所鱼类标本馆,记者感到有些茫然,但杨君兴说,来到这样一个丰富、神奇的世界,简直让人兴奋和着迷。

  初识澳门赌场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杨君兴,记者便被他对鱼的感情与付出所感染。

  踏遍山水去“找鱼”

  联系杨君兴得看运气,一旦他去野外,三五天联系不到是常事。

  “科学研究需要积累,最初我就是跟着老师从野外科考入门的。”杨君兴回忆,从事科研的头十几年,野外调查、物种分类是重点,因为“鱼和水是联系在一起的,地理区隔产生物种分化,研究鱼类分化就要实地科考”。

  1983年,杨君兴从广东来到云南,从此再未离开鱼类研究。做出这样的选择,在杨君兴看来顺理成章:这里有国内顶尖的科研团队及丰富的鱼类物种——云南鱼类物种占全国淡水鱼的40%。

  鱼类保护,首先要找到种鱼。云南共有500多种土著鱼类,但不少土著鱼类已经很难在野外找到。

  2016年4月,云南四大名鱼之一的大理裂腹鱼在大理被发现。这是杨君兴找了很多年的土著鱼,得知消息,他连夜赶往大理,向周围人滔滔不绝地介绍这种鱼类,并将发现水域保护起来。

  “我们对30多种土著鱼做了种质资源保存工作,尽管有些鱼类还无法实现人工繁育,但把最重要的种质资源保存下来,相当于给鱼种额外购买了份‘保险’。幸好我们做得早,如果是从现在才开始做,很多鱼类就已经找不到了。”杨君兴说。

  30多年来,杨君兴几乎踏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。经过长期的野外考察,杨君兴团队收获颇丰,先后发现鱼类新属原条鳅属、原花鳅属和新种30多种。

  人工繁殖去“护鱼”

  发现的新种鱼越多,杨君兴越能感到物种保护的紧迫。他告诉记者,“不少新物种都是极小种群,一旦环境被破坏,就可能会造成物种灭绝,如何保护是对研究者的挑战。”

  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,云南不少地区鱼的种类、数量在减少。从1987年到1990年,抚仙湖特有的抗浪鱼年产量就从1500吨左右迅速下降到1吨。挽救抗浪鱼,成为摆在杨君兴团队面前的紧迫课题。

  他们经过调查发现,抗浪鱼数量迅速下降几乎与抚仙湖引入太湖银鱼同步。“简单说就是因为食物竞争,太湖银鱼和抗浪鱼幼鱼都以浮游生物为食,在此过程中太湖银鱼占绝对优势,抗浪鱼幼鱼缺少食物大量死去”,杨君兴说。

  通过分析,靠湖泊自然繁殖已很难实现种群恢复,只有通过人工繁殖抚育幼苗再放流,才可以逐步恢复抗浪鱼种群,杨君兴介绍,“最好的人工繁殖方法,就是尽量模仿抗浪鱼的原生环境,我们长期野外调查积累的数据、经验恰好发挥了作用”。

  经过5年艰难实验,抗浪鱼人工繁殖终于成功。之前年产量仅1吨左右的抚仙湖抗浪鱼,通过人工养殖和野外放流,年产量已增长到10吨左右。

  物种濒危不仅发生在抚仙湖,早在1986年,滇池金线鲃就从滇池湖体消失。

  “要恢复种群,首先得找到亲鱼。”滇池金线鲃人工繁殖的难度超乎想象。一次意外的发现,杨君兴团队在嵩明县一个龙潭中发现滇池金线鲃的身影。经过三年科研攻关,他们终于在2007年实现对滇池金线鲃的人工繁殖,滇池金线鲃也成为我国继中华鲟、胭脂鱼之后第三个实现全流程人工繁殖的国家级保护鱼类。

  “能够人工繁殖了,有没有可能让滇池金线鲃重回滇池?”2007年3月,杨君兴团队在滇池白鱼口、下梁王水域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养殖试验,成活率达80%以上,鱼的体重还有所增长。

  如今,杨君兴团队已经实现了17种珍稀特有鱼类的人工繁殖,对70种濒危鱼种进行了迁地保护。

  恢复生态来“养鱼”

  尽管在鱼类研究上收获不少,但最近几年,杨君兴团队一直没闲着。

  在原来临近滇池的鱼塘和湿地,种植滇池土著水生植物海菜花,在水中套养金线鲃等土著鱼类,底层饲养背角无齿蚌。杨君兴团队探索的这种“花—鱼—蚌”立体恢复模式,利用水生植物吸附营养物质,动物摄(滤)食浮游生物,促进滇池水生态的恢复。

  杨君兴解释,“花—鱼—蚌”立体恢复模式全部使用土著物种,不仅能实现滇池生态治理与土著物种保护相结合,同时对整个滇池的生态系统平衡、发挥生态系统缓解环境污染等都有重要作用。

  现在,在采用该模式的区域,农民可以每周采集海菜花花茎供给蔬菜市场,晒塘时还可以捕捞到鱼类和贝类,养殖户由原来单一的鱼类收入向多样化的水产品收入转变。

  “这一模式融生态治理、生物多样性保护、社区经济发展为一体,不仅能改善水质,还减少了政府租地和管理的资金,节约湿地恢复资金一半以上。”杨君兴说。

  (原载于《人民日报》 2017-11-17 15版)

打印 责任编辑:侯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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