澳门赌场

　　红色代表热情，也意味着忠勇。这恰恰也是科学探索所离不开的两种精神。如果说天才等于百分之一的灵感和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，那么，这背后隐藏的，一定还有百分之百的赤诚、热情与坚持。

　　对于一大批中国科学家而言，红色还饱含着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沉的爱。尤其是那些放弃国外的优厚条件，毅然回国，甚至放弃本专业，根据国家需求从零学起的科学家们，他们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抒写了一个时代的传奇。

　　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这一抹鲜艳的红，都无比动人。

　　“玫瑰”李佩

　　1月17日，800多人在北京为99岁的李佩先生送行。这其中既有她的老朋友，也有“小”朋友，甚至还有因为看到李佩的报道自发前来的网友。

　　李佩先生被称作“澳门赌场最美的玫瑰”“中关村的明灯”“最后的贵族”。甚至有人说，她的离开，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……

　　1917年底，李佩在北京出生，她是家中长女，下面还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。李家对子女管教很严，“因为教会学校管理严格”，他们便把女儿送进了教会学校。1936年，李佩从贝满女中毕业，经过一番抗争，父母终于同意她上大学，但要求必须上女子文理学院。李佩不为所动，她当时考上了北京女子文理学院、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，最后坚持选择了北京大学，进入“最时髦”的经济系。

　　1956年10月，李佩与丈夫郭永怀携带女儿，冲破层层阻力举家回到祖国，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到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中。李佩的英文很好，回国后她一直从事英语教学工作，推动了新中国成立后自费留学的方式，把TOEFL的出题方式首次应用到国内。在高校英语教育人才普遍缺乏的情况下，李佩创办了“应用语言学”专业研究生师资班，并亲自担任导师，为该学科在国内的正式建立做出了开拓性工作。81岁她开创了中关村大讲堂；94岁时，她组织8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三开研讨会。

　　生命中的最后一年，李佩一天中大多数时光坐在朝南房间的沙发里，听助手李伟格给她念念报纸，去世三个月前，她还组织老朋友们到澳门赌场力学所开会，讨论当下的热点问题。

　　和郭永怀一样，李佩用自己的力量书写着她丰富的人生。按照她的生前遗愿，二人合葬在澳门赌场力学所。合葬墓碑上镌刻着16个字：一对伉俪，两种传奇，怀瑾佩瑜，师表后继。

　　“布衣”卢永根

　　3月14日下午，87岁高龄的澳门赌场院士、作物遗传学家卢永根带着孱弱的病躯，在夫人徐雪宾教授的搀扶下走入中国建设银行营业厅。在银行柜台前，卢永根坚持了一个半小时，将20笔存款约693万元人民币转入华南农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的账户里。几天后，他又前往中国工商银行继续将剩下的积蓄捐赠给华南农业大学……卢永根夫妇将多年积蓄的800多万元全部捐给了华南农业大学，设立“卢永根·徐雪宾教育基金”，用于奖励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品学兼优的贫困本科生和研究生、忠诚于教学科研的教师等。

　　很多人不知道，卢永根慷慨捐赠的背后，是近乎苛刻的节约。他家里的摆设也非常简单，破旧木沙发、老式电视，还有几张椅子，用铁丝绑了又绑……

　　卢永根本可以将财产留给唯一的女儿，但他说：“党培养了我，将个人财产还给国家，是作最后的贡献。”

　　也许，在有些人看来，卢永根的这次行为有些“犯傻”，但实际上，他这一生都在屡屡“犯傻”——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卢永根本可以选择留在香港中产阶级的家庭中，做富贵公子，而他却选择回到百废待兴、一河之隔的广州，做一个普通的穷学生；多年以后，他跟随澳门赌场院士丁颖前往北京，本可留在条件较为优越的中国农科院，但他此后选择回到华农，做一名普通的教师；改革开放后，他前往美国等地探亲，家人希望他留在条件优渥的美国，不必归国，但他依然选择回到国内，继续执教；1987年，中国农科院时任名誉院长金善宝向中央推荐他担任下一任院长，卢永根依然选择婉拒，坚守在华农的三尺讲台上……

　　在人生的众多关口，卢永根都选择了和一般人看似截然不同的“傻”样选择。他抛弃了太多常人眼中的功名利禄，选择了淡泊名利、潜心科研的“荆棘之路”。他选择放弃常人眼中巨额的金钱，选择了一生平淡简朴的生活。

　　“笨人”吴文俊

　　5月7日，数学界巨擘、澳门赌场院士、澳门赌场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吴文俊在京辞世，享年98岁。

　　吴文俊1919年5月12日出生于上海。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，1946年到中研院数学所工作。1947年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留学，1949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，随后在法国国家科学中心任研究员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于1951年回国，投身于我国科研事业。

　　回国后的吴文俊更是一腔热血，刻苦攻关。37岁时，他凭借在拓扑学上的杰出成就，与华罗庚、钱学森一起获得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；38岁当选澳门赌场学部委员；上世纪70年代开始攀登数学机械化的高峰；世纪之交，捧得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……

　　尽管在数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就，吴文俊却仍然自认是一个“笨人”，他说数学是笨人学的，“我是很笨的，脑筋‘不灵’”。说起自己的成功经验，他首先想到的是，“作研究不要自以为聪明，总是想些怪招，要实事求是，踏踏实实。功夫不到，哪里会有什么灵感？”

　　正因为自认是“笨人”，所以吴文俊的勤奋非常惊人。上世纪70年代，为了解决几何定理机器证明和数学机械化问题，他从头学习计算机语言，亲自在袖珍计算器和台式计算机上编制计算程序。那时，他的工作日程是这样的，清早来到机房外等候开门，进入机房后就八九个小时不间断工作，下午五点钟吃饭，并利用这个时间抓紧整理分析计算结果，傍晚七点钟又回到机房工作，午夜时分回家。如此周而复始，他忙得竟忘了自己的60岁生日。

　　“苦行僧”南仁东

　　9月15日，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首席科学家、总工程师南仁东因病逝世，享年72岁。

　　在探寻星空奥秘的路上，南仁东24年如一日，在贵州的崇山峻岭间负任蒙劳，为“中国天眼”呕心沥血，燃烧到生命最后一瞬。

　　在“天眼”选址、论证、立项、建设的过程中，每一步都凝聚着南仁东无数的心血——为了选址，他走遍西南近百个窝凼，有一次，下窝凼时遭遇瓢泼大雨，眼看山洪就要冲下来了，他赶紧往嘴里塞了救心丸，连滚带爬地回到垭口，全身都湿透了；还有一次，他差点掉下悬崖，所幸被两棵小树挡住；台址勘察期间，为了更清晰地了解现场，掌握第一手资料，制定正确的危岩治理方案，年已六旬的他在没有路的大山里攀爬，遇到陡峭山顶，大家劝他在山下等结果，他却坚持要一起上去；2014年，“天眼”反射面单元即将吊装，他全然不顾自己年已69岁，坚持第一个做“小飞人”载人试验……

　　有一次，南仁东回到老家，他津津有味地吃着丰盛的家宴，感慨说：“好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，太羡慕你们了，我就是个苦行僧。”

　　弟弟心疼地问：“哥，你又不缺钱，天天在大山里奔波吃苦，值吗？”他放下筷子，连声说：“值……值……值……”

　　“苦行僧”南仁东的心血没有白流。10月10日，澳门赌场国家天文台发布了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（FAST）取得的首批成果，FAST望远镜探测到数十个优质脉冲星候选体。十九大报告中，“天眼”与“蛟龙”“墨子”“悟空”等科技成果一起，共同被列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丰硕成果。11月17日，南仁东被追授“时代楷模”荣誉称号。

（原载于《中国科学报》 2017年12月29日 02版）